九游娱乐在线平台:在街头城管、小贩和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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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生时代，鲁磨路对吕德文来说，是学校附近的美食商业街，被他戏称为“堕落街”。成为社会学者后，吕德文发现，鲁磨路作为武汉市一条要素多元的街道，很适合做社会学研究的田野。“它处于城乡结合部周边，一头连接着光谷步行街，那里是武汉最大的商圈之一；另一头通往东湖风景区，里面的村湾保留着乡村风貌。鲁磨路上既有大学、工厂、企业，又有社区、城中村。人口集中混杂。”

  城市发展变迁的许多事件在鲁磨路上发生，城中村拆迁、商业街开发、“城管革命”。导演陈为军曾在这里拍摄纪录片《城市梦》，讲述占道经营的小贩王天成一家如何与城管进行“拉锯战”。吕德文也将视线对准了城管与小贩的街头博弈，“城管的背后是政策和理念，小贩连接着街道上的居民、路人和日常生活。”

  2025年，吕德文出版了《鲁磨路 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一书。通过研究，他试图呈现一条街道空间内部的运作方式——看似杂乱的街道是如何维持秩序的，进而探讨中国街头生活的真实面貌。

  为了在鲁磨路调研，大约十年前，吕德文曾在所属辖区的城管中队担任（编外）协管员。每天上午8点，他跟随带队城管于忠（化名）巡查鲁磨路。巡查路段不足两公里长，但他们走一个来回要一个小时。沿街一百多家商铺、几十个小贩，于忠要逐一提醒，让商铺把摆在街上的商品搬进店，让占道摆摊的小贩收摊。

  小贩们口中说着“要得、要得”，手上的动作却极其缓慢，甚至磨蹭到于忠往回走时才收拾东西，但他们终归要收摊的。上午9点钟过后，通勤的行人陆续进入工作场所，街道恢复安静，即便摆摊，也没多少生意了。从表面上看，摊贩撤离是出于城管的行政干预，实际上，城管、摊贩和整条街道都遵循着城市约定俗成的生活节奏。

  这是街头生活的特点，它不是被明文规定的，也不由某一个群体所控制，它呈现的样貌是在其间活动的每一个人共同实践的结果。哪怕在城市管理条例中，市容市貌应该是整洁、美观的，但街道是我们正常的生活的空间，总有人要在街道上讨生活。在街头的场域里，社区、城管、居民、小贩等不一样的角色维护着各自的职能或利益，也适应着另外的角色的需求，创造出了独属于街头的秩序。

  除早高峰以外，小贩在午休时间也会出现在街头，但最活跃的是晚高峰时段。“每到傍晚5点左右，581车站的‘尖板眼’（注：武汉方言，可供摆摊的街角空间）处就会集合几十上百个小推车，看上去乌压压一片。他们都保持着‘冲’的姿势，就等着城管下班后找到有利地形。”此时执法力量薄弱，街道进入休闲时间，只要不阻塞通行，居民和路人对摆摊的接受度也很高。

  鲁磨路上还存在摊位固定的夜市，由街道上的曹家湾菜场管理。曹家湾菜场在社区鼓励本村刑满释放人员再就业的背景下成立。随着周边商业气氛兴起，夜晚在沿街处设置摊点，缴纳2000元的入场费和1200元至1800元不等的月租后，小贩就能获得一个固定位置。

  吕德文用“实践出的灰色秩序”来形容这样的经营方式。“菜场只在以前曹家湾自然村的范围设置摊点，虽然现在已经是市政道路，但主要是本村人在其间活动，有自然延续下来的控制力。到了夜晚，执法力量离开，假如没有菜场管理方，谁来维持街面的秩序呢？”相对于街道上别的需要争抢的位置，夜市提供了稳定的经营场所，小贩支付管理费，换取稳定的客流量。

  白天的其他时候，协管员和城管会严守街道。不断有新的小贩出现在街道上，如果不加以提醒，让他们误以为任何时段都能摆摊，街道上的秩序就难以控制。每隔一段时间，辖区城管还会与公安、交警等其他部门或上级城管进行联合执法，整顿平时僵持的局面。曾经有小贩在鲁磨路当街“生宰活羊”，协管员不敢上前驱赶，于忠把情况报告给上级，增派的人手将摊子围起来，摊主只能自行走人。

  一年里还会有几次执法要求骤然增加的特殊时期，所有小贩都不能出摊，交纳了夜市管理费的摊贩也不例外，例如电视问政或重大活动举行期间。

  城管通常不会轻易查扣物品，老练的摊贩也清楚如何配合管理。这些不成文的规则与“时刻表”，悄然维系着这条街道的日常秩序。

  刚来到鲁磨路的小贩往往不清楚规则，发现摆摊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容易。吕德文在担任协管员时，每天都能看见新的小贩面孔，“他们都觉得摆摊没有租金，一定能赚很多钱；而且靠自己双手吃饭，不犯法，哪怕有人来管，说说情也就过去了。这两种想法都太理想化了。”

  根据吕德文的观察和访谈，他发现摆摊是一件看似没有门槛、实则对综合素养要求很高的工作。“首先得懂选品，要跟沿街商铺和同行进行差异化竞争；其次掌握摆摊的时间和地点，弄清各方的势力范围；第三还要有服务意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鲜面孔都会在十天半个月后主动消失，能留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

  吕德文调研期间，在鲁磨路摆摊的小贩主要有这么几类人：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通过摆摊来练习经营，或在准备其他考试时赚生活费，以卖百货为主，月收入5000元上下；离开田地的中年人，因为务农收入低，年龄又不符合工厂要求，趁精力还充足时出摊为家庭攒钱，一般摆小吃摊，月收入能够达到七八千元。

  即便长期出摊，对大多数小贩而言，摆摊终究是临时性的工作。年轻人黄宇告诉吕德文，摆摊只是过渡，如果成家就不摆了。杨阿姨说自己摆摊是为了攒钱给儿子娶媳妇，攒够了就回乡下养老。只有极少部分小贩拖家带口地在街头讨生活，摆摊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属于，如鲁磨路上的王天成一家。

  2000年，王天成带着家人来到鲁磨路摆摊。他的妻子身患癌症，需要每天喝药，儿子早年在工厂打工，右手意外受伤，手腕以下被切除。他拒不配合城管的工作，无奈之下，城管为他提供了一个3平方米的报亭，希望他入室经营。但他依旧占道，将报亭扩展成面积达三十多平方米的百货水果摊。

  王天成并不符合人们对的印象，他性格刚烈，多次与城管起冲突，人称“疯子爹爹”。他曾推着自行车跟在于忠身后，从街头骂到街尾。城管中队长管城南（化名）去现场测量他的占道面积时，他对其又打又骂。城管局曾有一名科长对无法管理王天成违规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便亲自下场处理，结果被王天成拿着扫帚驱赶，“落荒而逃”。2014年，武汉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期间，为了制止王天成的占道经营，城管在辖区内的公园门口给他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亭棚卖水果。

  城管对王天成一家的优待看似是“按闹分配”，但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的确走投无路。吕德文看得清楚，“若不是真正的，政策怎会是有优待的空间呢？”城管去王天成的家乡调查过，他的老屋已经荒废，他们回不去家乡了。

  在以往的新闻媒体报道中，城管往往与暴力执法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深入城管的日常工作后，吕德文发现，暴力非但不是手段，而且是极力避免的麻烦。

  吕德文调研期间，管辖鲁磨路的城管中队有9名队员，其中7名年纪在50岁左右。除了中队长和3名带队城管，其他人还要负责财务、写报告、市长热线和网格化管理平台等工作。一线工作严重依赖流动性强的协管员，鲁磨路片区的带队城管只有于忠一人，协管员有13人。

  小贩通常不希望与协管员起冲突。在执法时，协管员有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例如轮班时故意不去巡逻，或者拖延时间，让小贩多摆一会儿，卖完了再走。”城管要监督的反而是协管员“吃拿卡要”的问题。协管员每月基本工资1500元、绩效工资200元，小贩的请吃请喝对他们来说着迷。在鲁磨路城管中队的一次周会上，吕德文听见协管班长直接对管城南说：“协管员待遇那么低，兄弟们图个什么呢？无非就是一包烟和一餐饭。”

  管城南对此没有很好的方法，只能在日常巡逻时多留心。吕德文跟他巡逻的几个月里，就发现过一次问题：“第一遍巡逻时让协管员去处理摊贩，第二遍巡逻时那个摊子又出现了，接下来两三天都是这样。他判断协管员肯定有问题，把他调去别的地方。”协管员实行轮班，其中一个考虑，正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协管员跟摊贩之间因长期接触而形成过于熟悉的关系。

  会与协管员起冲突的小贩常常是两类人，吕德文有过亲身经历。“一种是新来的小贩，不懂规则，例如明明过了中午时间，他坚持不收摊，严管时期警告多次还要出摊。另一种是熟悉执法规则的‘老油条’，他知道协管员没有执法权，不能暂扣物品，不把协管员放在眼里。”有一回，摊贩大骂协管员，用词很脏，年轻的协管员当场想把制服脱掉，跟对方打一架。

  发生冲突对城管来说是不划算的。吕德文在书中写道：“城管的暴力往往是可预期的，小贩的暴力不可预测，也更具威胁性。受伤的城管几乎不也许会出现在公开报道中，但小贩一旦受伤，则必定会通过种种举报渠道，如110报警平台、12345市长热线、纪委举报热线，让负责监督和仲裁的部门介入调查。”

  有一次，城管在午休期间突击检查鲁磨路，劝离占道经营的餐车。有一个年轻小贩见到城管，推车离开，慌乱间绊倒在地，打翻餐车，脸部被擦伤。小贩捡起地上的东西扔向执法车，不停地谩骂。几名协管员控制住小贩带回中队，途中见他不再骂人，便放他回去。当天下午，小贩的母亲来中队办公室讨说法，在路上“卧地不起”，说城管打了小贩，要求打人者每人赔付两万元。谈判陷入僵局，当晚，小贩母亲在中队办公室留宿，其间打110报警，声称不赔偿就上吊。城管在反复沟通、讨价还价后，最终与小贩母子达成和解。

  城管内部将支付给小贩的“赔偿”称为“人道主义救助金”。吕德文解释，“在民事责任上，调解通常向小贩倾斜，毕竟协管员有单位管，而小贩受伤则没人管，由城管‘赔偿’治疗费用，也算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城管通过支付“赔偿”，也把难缠的小贩请出辖区。

  在街头，执法冲突与暴力抗法难以完全避免，每一次冲突都有前情、经过和代价，但引起公众注意的往往是暴力发生的那一瞬间。大多数时候，街头是平静的，城管与小贩“相互干扰，相安无事”。

  2025年7月，鲁磨路夜市从街面搬入了室内空间，摊贩们不再沿街摆摊，而是集中在一栋建筑的底层通道里，像是商场美食城的街道版本。在吕德文看来，室内夜市与街头摊贩的性质已经不同。以往的街道虽然拥挤，存在安全风险隐患，但同时也充满烟火气，身处其间，可以感觉到自己与城市建立的生活连接。

  吕德文认为街头是容易被忽视的公共空间，“所谓附近的生活，除了邻里、社区，最重要的就是你所处的街区。”吕德文喜欢逛武汉大学附近的广八路，路上有一个象棋摊，超市老板摆在门口，每天傍晚聚集了不少人。有武汉大学的教授，有从地铁广埠屯站出站回家的白领，还有过路的外卖骑手，“谁都能进入，没有身份标识。”

  街头的象棋摊与公园的棋牌角也不相同。吕德文将公园归为“目的地”，街头则是“经过地”。“走路、停留、观察、体验，街头生活代表一种‘经过’的状态，大部分人忽略了经过的意义，走路就奔着目的地去。”路边摊入室经营后，也就从经过地变成了目的地，街边大排档则兼顾了两种形态，显得格外有活力。

  每天看半小时象棋，吕德文能认出经常下棋的人，如老张、老徐，知道对方大致是做什么的，除此之外没有更深的来往。每一个人都是街头的匿名者，在这种浅关系中，吕德文反而找回了某种自在。“在街头，对别人来说，你是陌生人，哪怕一起下棋，也不关心你的身份。对你自己来说，你就是你自己，你不会被社会身份所束缚，不用面对每一个角色背后的制度和角色期待。你不用发挥你在社会分工里的功能，不用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你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出现在生活场景里，与大家互动。”

  在武汉生活了二十余年，吕德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作为武汉人的身份认同。他在武汉的活动范围很小，前十几年围绕着华中科技大学，现在是武汉大学周边，一年去不了几次汉口。他也不习惯武汉重口味的饮食。但通过在鲁磨路、广八路等街道的生活，他逐渐建立起了与武汉这座城市的联系，感受到了强烈的连接感。“现在我非常明确地知道，我属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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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9日消息，十三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保铭一审被判十五年。经审理查明：1995年至2024年，被告人罗保铭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13亿余元。罗保铭，1952年10月生，天津市人，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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